“《纪实摄影方法与探索》一书，从理论概念、源流发展到纪实摄影与其他摄影形式的关系，都进行了较为详实而透彻的阐述，对中国摄影界来说，无疑是一大功德。”视觉文化评论家、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刘树勇则认为，“这样细致系统性的工作对于中国摄影界的建设性价值，好像此前还没什么人做到过。

  “纪实”（Document）这个字来源于拉丁文“Docere”(教育)，在摄影领域，第一次使用“纪实”这个词的是20世纪初法国伟大的纪实摄影家尤金·阿杰。1910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五届国际摄影大会期间，有人为纪实摄影提出了一个中性的、有弹性的界定：“纪实摄影必须用作对各种各样问题的研究，因此，作为这方面的需要，纪实摄影要对所研究的主题尽可能地提供详尽的细节……”

  美国纪实摄影家亚瑟·罗斯坦认为：“纪实这个词描述的是一种风格与一种方法。曾经有过许多别的建议--写实的（ Realistic )、事实的（ Factual )、史实的( Historical )---但是无一能传达纪实传统对真相的深刻尊敬以及对我们世界积极诠释的强烈欲望。”在经过大量实践之后，这个词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才逐渐形成，并得到承认。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另一大纪实摄影团体摄影联盟（ Photo League )的一些会员如莫里斯·休伯伦（ Moms Huberland )、阿伦·西斯金德（ Aaron Siskind ）和鲁思·奥金（ Ruth Orkin ）等对纪实摄影也发表了不少感想。比如休伯伦说：“我认为纪实摄影就是表现人与他们生活的环境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70年代以后，受现代主义艺术自律思维的影响，西方摄影界也开始试图为纪实摄影作出一个完整而科学的定义，在今天看来，这些定义虽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他们的尝试对纪实摄影的发展显然起了重要作用。

  在《纪实摄影方法与探索》一书中，孙京涛指出，从西方各种纪实摄影描述或定义中我们显而易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对纪实摄影的界定都是有差异的。纪实摄影发展的动态性、开放性甚至不断突破本质主义桎梏的自我逃逸性让我们认识到，为纪实摄影下一个大家都可接受的所谓科学定义是不可能的。正如米歇尔·温伯格（ Michael Weinberger ）在《定义“纪实电影”》一文中写道的：“没有，也不可能有对纪实电影定义的一致看法。如果你拒绝我的定义，因此而拒绝我的结论，那也只能这样。然而，当纪实与戏剧之间的那条线被越来越模糊而且被有意模糊的时候，获得一个结论性的定义的这种努力看来是一个值得挑战的问题。”

  虽然说，我们目前不必强求一个确切的纪实摄影的定义，并不是说我们不必去追寻它的本源、形态和特征。所以，基于这个意义上来说，整合历史经验，描述纪实摄影的基本轮廓对我们的实践和创新仍然有重要意义。

  自摄影术传入直到1989年，在这漫长的140年间，纪实摄影在中国呈现出来的面貌，总体上处于一个零散的、非自觉的、简单记录的层面上。对于纪实摄影的基础理论，国内纪实摄影界长期以来理而不清、越理越乱。

  孙京涛认为，黄少华于1986年所写的硕士毕业论文《论纪实摄影》注定他是第一个深入研究纪实摄影的人。他对纪实摄影所下的定义被中国摄影界所普遍接受，即“纪实摄影是摄影家对现时世界中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人与人、人与环境间的关系作相对全面的诚实生动的描写，以导致观众对被描写对象的关注与正确认识的一种摄影形式”。可惜，黄少华的论文没有公开发表，读到的人不多，影响力有限。

  孙京涛在《纪实摄影方法与探索》一书中，由名到实，试图对纪实摄影做全面、简洁而清晰的描述：“纪实摄影的题材涉及人类社会及其环境的每个方面，它可以以某个族群或者某些特定的人为研究对象（人物纪实），也可以意在服务于目前、揭示那些错误的、或正在造成损害的行为和事件（问题纪实），或者是记录那些一去不返而又有价值的东西（文献纪实）；摄影师对题材的挖掘本着一个由个体到公众、由特殊到一般意义的原则，其主旨是通过深入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各个层面的关系，探讨人的终极命运问题；纪实摄影的操作者可以是专业的，也可以是业余的，但他们对题材的反映都是全面而充分的、真实而朴实的；摄影师的第一任务是记录，第二任务是评价--这种基于事实之上的评价能体现在摄影师对题材的选择中，也可以蕴藏在对摄影技术方法的选择以及文字的叙述中；纪实摄影是一组照片，并配有相应的文字解说；纪实摄影呈现给读者的方式主要是展览、图书和网络；纪实摄影客观上要在社会优化和人性建设上起非消极作用。”

  在我看来，任何一个“纪实摄影”定义，都有其理论指导性，同样也有其历史局限性，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需求有关。那么，下一个较全面、较精准的中国式的纪实摄影定义是有益的，但是，本质上并不可能影响中国纪实摄影家蓬勃、积极、丰富、生动的社会实践活动。

  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努力，纪实摄影在中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形态趋势，中国的纪实摄影家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纪实摄影方法与探索》一书列举了一大批传统纪实摄影家，他们用他们的作品展示着纪实摄影影响社会的力量，比如解海龙、袁东平、杨延康等。在新纪实摄影方面，莫毅、陆元敏、刘铮、王久良等人的努力则展示了纪实摄影家以个人的姿态、民间的立场独立地解读社会、剖析人性的可能性。

  大致在2000年前后，纪实摄影的“主流”状态开始消解了，尽管操持纪实摄影的人数、生产的专题数量远多于以往，但其他摄影形态的膨胀式发展真正展开了中国摄影多元化的新格局。令人欣喜的是，数量庞大的年轻摄影家们让纪实摄影逐步摆脱了之前与僵化的视觉形态相对抗的角色，成为更为自主、自洽和自觉的一种摄影形态，与其他摄影形态平行成为视觉艺术多元化的一部分。

  要完整、充分地勾勒纪实摄影的轮廓，绝非易事。但是为中国纪实摄影发展计，我们又不得不将纪实摄影做一番梳理；摄影基本上就是一个舶来品，为了将中国的纪实摄影实践在国际大背景中定位，我们也不得不坐下来对中国纪实摄影的历史做一番梳理。理清了历史的脉络，自然就容易看清通向未来之路。在《纪实摄影方法与探索》一书中，孙京涛“以时间为脉络，阐述不同时期纪实摄影的主要形态，并通过评述有代表性的摄影家，探讨相应的经验和方法，力图说明一些问题”。这使我们有可能对国外纪实摄影的各种风格和实践以及中国纪实摄影的发展历史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

  虽然纪实摄影在西方的实践已经很充分、彻底，但关于纪实摄影的说法并不完全统一，在中国也概莫例外。关于纪实摄影的定义，中西方历来莫衷一是。孙京涛在《纪实摄影方法与探索》的“导论：纪实摄影的基本内涵”中做了大量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整理和辨析工作，从斯特赖克到细霍尔，从兰格到罗斯坦等，历史上对纪实摄影的基本含义的论述。

  那么，什么才是纪实摄影的定义呢？著名摄影家、摄影史论研究者赵刚认为，将简单的事物复杂化、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这是治学的方法。正如新闻学上对“新闻”定义的争论不休，要用不多的几句话，给纪实摄影下一个明晰的、公认的定义完全是徒劳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纪实摄影实践领域的大肆扩展、尤其是私人化纪实摄影的大行其道，西方摄影理论家基本放弃了给纪实摄影确立一个明确定义的努力，而代之以对纪实摄影的描述，或者如亚瑟·罗斯坦（ Arthur Rothstein ）在《纪实摄影》一书中对纪实摄影的“基本特征”的概括。确实，这种描述和概括对纪实摄影的具体实践更有指导意义；而纠缠于纪实摄影到底该叫“写实摄影”“文献性摄影”，还是“报道摄影”；或者一个劲地琢磨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纪实摄影”，实在是意义不大。

  在今天看来，当摄影以多元甚至无序的面貌出现时，不仅昭示着它自身的活力，而且孕育了更多的可能--可能性，这应该是摄影最为迷人的部分！纪实摄影一路走来，它对摄影自身的最大贡献，或许正是这种“可能性”。

  乔治·罗杰：空袭期间的生活，头盔成了每个人的生活必需品，伦敦，1940年

  孙京涛，著名摄影家，资深图片编辑，策展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现任大众报业集团图片总监、高级记者，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先后获得中国新闻奖、中国首届图片编辑最高奖“金烛奖”、山东新闻奖（多次）等奖项。山东省齐鲁文化英才获得者，首届山东签约艺术评论家。出版有《黛安·阿勃丝传》《单独的声音》《中国故事》《父亲的村庄》等专著。

  陈凌志，新华社签约摄影师、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会员、湖北省摄影家协会理论策展委员会委员、黄冈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黄冈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省文联中青年优秀文艺人才库成员，湖北省摄影家协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湖北省文联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

  读后感 I 唐辉吉：摄影突围尝试跨界——黄一鸣《守候晨光》尝试多元表达的可能性